摘要
1984年，黄仁勋（Jensen Huang）从俄勒冈州立大学毕业时，全球半导体产业正经历第一轮洗牌。如果他当时选择留在我国台湾地区，或者去往一个缺乏风险资本、有限责任制度不健全、对失败缺乏宽容的经济体，英伟达还会诞生吗？ 历史上的反例比比皆是。苏联曾拥有世界顶��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，但计划经济体制下，这些天才的构想要么停留在学术论文中，要么被导向军事用途，从未转化为民用市场的创新产品。1960年代，苏联科学家就提出了类似于互联网的“OGAS”全国计算机网络计划，但由于体制僵化，最终胎死腹中。在图形计算领域，苏联同样拥有杰出的工程师，但他们面对的不是市场的不确定性，而是计划委员会的审批表——那上面永远不会有“未知”这一选项。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是巴西。1970年代，军政府推行“市场保护主义”，试图通过限制进口来培育本土自主的计算机产业。巴西工程师也确实开发出了本土设计的芯片和电脑。但由于长期隔绝于全球市场，技术迭代停滞。当1990年代市场开放时，巴西本土计算机产业几乎瞬间土崩瓦解。那些工程师的聪明才智，被锁在了国门之内。 更近的典型案例还有印度。1990年代之前，印度实行严格的许可证制度。当时的印度也不缺少聪明的工程师——印度理工学院培养的毕业生遍布全球。但是，他们中的佼佼者大多选择去美国，而不是留在本土创业。为什么？因为留在印度意味着面对烦琐的审批、低效的官僚体系和匮乏的风险资本，再天才的创意也只能束之高阁。 在图形计算的荒原上，倒下了无数个同样才华横溢、充满激情的身影。英伟达也曾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，只是它最终闯了过来。 1996年春天，英伟达濒临破产，现金流仅够维持30天。面对必死的局面，黄仁勋做出了一个违反所有商业教科书常识的决策——这个决策如何成为可能，正是后文要拆解的制度密码。 然而，仅仅强调企业家在不确定性面前的勇气，会让我们错过更根本的问题：为什么黄仁勋敢于在1996年做出那样的决策？如果失败意味着倾家荡产、永无翻身之日，他还会选择“奋力一搏”吗？ 这些问题将视线从个体英雄转向制度土壤。 英伟达的故事，如果只被讲述为一个天才企业家的奋斗史，便遮蔽了那些更根本的东西：硅谷的空间集聚、有限责任的制度安排、企业内部研发的常态化、资本市场对长期投入的容忍。这些非人格化的力量，共同构成了创新得以涌现的基础设施。黄仁勋的幸运，不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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